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吗？为什么？

【经验】发布于2023-01-30 17:38:29 阅0次

历史选择了通过基因改造夹杂着法家内核的儒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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畅所欲言。乱侃几嘴。

…………儒家学说，——悬丝诊脉：差不多囊括了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。春秋战国后，以孔子为标杆，奠定了儒家思想体系。以至穿越了之后历代朝廷，渗透了草野民间(定为和平演变也不为过)；即是蒙古族统治了中华天下，也不得不“顺应民心”：尚儒，尊孔。这在封建王朝，也不失为先进的文明成果。

封建亡，朝纲毁，——此后，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及其迅猛发展，自然格格不入：儒家的“”形式”，盛不了社会的“”内容”。当下，儒家思想，只宜批判接受，不可全盘盲目推崇！传统文化里，儒家定然拥有一席之地。

随口一说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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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玩的国学回答的问题，既好玩又有趣。

不管你是否承认，儒家思想确实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，是已经深入到中国人骨髓的一种主流价值观。不仅是中国人，就是在整个东亚文化圈，都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。我们的一言一行，其实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影子。可以说，儒家文化是数千年来，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，是一种官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。

但是一种治国方略，是根据时代的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。在某个时期，可能采用不同的治国方略。比如秦国自运用了法家的商鞅变法之后，运用法家的治国理论，迅速强大起来，短短二十多年便统一六国。但秦朝使用韩非子和李斯的法家思想治国，严刑峻法，焚书坑儒，短短十几年就烟消云散。

汉朝建立，最初使用黄老道家的无为思想，让老百姓休养生息，汉朝的前期，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帝国。到汉武帝时期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，表面上是运用了儒家的思想，其实是对先秦儒家的一种自我否定。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、君权神授、阴阳等思想中，其实是儒家、道家、法家和阴阳家的思想，不过是以儒家的名义存在而已。

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，其实是灵活运用了各家的思想，从来都是表面上是儒家，一手软，内里面是法家，一手硬。软的一手讲究道德教化，硬的一手讲究强化君权，使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，两手都硬。这就是众多学者所说的阳儒阴法的观点。

所以，不能说历史选择了儒家，也不能说历史选择了法家，而是历史选择了儒法兼治。

儒家和法家的区别，其实是建立在对人性的不同假设上的。

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，相信人性是善的，人可以通过内心的自省成为善人，即使是有法家思想影子的儒家大师荀子，纵然他相信人性是恶的，但是仍然相信，通过教育和学习，也可以让人变得善良。在这种人性论思想的指导下，儒家认为，治理国家的原则是德治，是善治。因此，主张个人要修养道德，在国家的治理上，要实行以德治为主。

但是，儒家并不是不强调法治，儒家也并非全是战战兢兢的在君主面前俯首帖耳的顺民。孔子就说臣子和君主之间应该是以礼相待，而孟子更是石破天惊地提出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的理论。儒家政治思想是“仁政”、“王道”以及“礼制”，其理想是“大同”、“大一统”，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、官民关系。孔子“君事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，孟子“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荀子认为，“从道不从君，从义不从父，人之大行也”，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。

孟子同时认为，治理国家，光有德治不行，光有法治也不行，而是要德治和法治相互配合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先秦儒家并非像现在很多人误解的那样，是君主的帮凶，是统治者的走狗，是毒害中国人心灵的坏蛋。

不过，儒家的礼的思想，却又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额内在逻辑。礼不是礼貌，不是彬彬有礼，而是一种上下尊卑老幼的等级秩序。这也成为君主统治百姓的理论依据。

事实上，在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，历代王朝确实是这样做的。他们用儒家收拢人心，用法家巩固君权。

法家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的。既然人性是自私的，那么在有限的资源面前，人必须要相互斗争，以保证自己的生存资源。既然如此，用道德要约束人的行为，那肯定是不可能了，那么就必须用严刑峻法的外在的力量，去规范人的行为。这就是法家的理论逻辑。

如果我们把古代的法家思想，等同于现在的法律制度，那就是对法家思想的误解，甚至有故意美化法家思想的嫌疑。因为，法家思想的核心，是维护君权。法家强调君主应该运用“法”、“术”、“势”三者的运作来控制臣下，并实行配套的国家政策管治方针，以强兵富国成达战国君主霸业为中心要则。因此法家思想又称为霸道，或可称为“帝王之法”。

法是“法制”，以严刑峻法管治国家百官百民，有功者重赏，有过者则重罚；

术是“权术”，国君要有谋略，懂得如何利用政治手段，驾驭臣下，对付政敌，以彰显与保持权力地位；

势是“权威”，国君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与权力，才能驾驭臣下。

从这一点来看，法家思想是站在人性恶的基础上，以暴制暴的思想，这个思想显得有些阴暗，有些阴谋诡计的意思。所以说统治者们不好大鸣大放地运用，只好是偷偷的运用。因为按照法家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君权，有哪个笨蛋君主不想借助法家思想，来统治万民，巩固自己的权力呢？但儒家的优势在于，始终是关于人的哲学，是关于人如何自立的学问，这个就特别贴近人的心理需求。儒家伦理学上儒注重自身修养，其中心思想乃“仁”，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。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；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；为官者要清廉爱民；做人有自知之明，尽份内事，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”。

儒家的王道的理想设计中，对统治者也有严格的要求，他们要求统治者仁政爱民，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；要实现王道。这些都是美好的理想。所以，统治者也不想让自己始终扮演吃人的大灰狼的角色，因此，必须推行表面上儒家，内里是法家的治国理念。

所以，不是历史选择了儒家，而是实质上是法家的统治者，假装选择了儒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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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：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。先秦时期百家争鸣，各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学说。到了西汉时期，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，独尊儒家思想，摒弃其他各家学说，被后人称为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，自此儒术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。

那么，真的如本题所言，历史选择儒家而摒弃了法家吗？其实并非如此，因为中国的统治之术从秦朝以来便是“阳儒阴法”，即表面上尊奉儒家，实际上实行法家那一套。

儒家与法家的区别，在于他们对人性的预设不同。

儒家认为，人性本善，只不过由于现实的诱惑太多，引起了人的欲望，带坏了人心。儒家相信，只要经过正确的教育，任何人都可以变成好人。所以儒家重视对民众的教育，重视个人的能动性与价值。

儒家认为，君主和臣子直接虽然有地位的尊卑差别，但却不是赤裸裸的奴役与被奴役，而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。孔子说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，首先要求君主像君主的样子，然后才是臣子有臣子的样子。孔子认为，统治者自身行得正，哪怕不下命令百姓也会追随你；相反，如果统治者自身不正，哪怕下了命令，百姓也不会遵从。孟子认为，君主善待百姓，让百姓能吃饱穿暖，百姓就会追随君主，战无不胜；如果君主剥削压榨百姓，百姓就可以反抗君主的暴政。

法家则认为，人性本恶，人人都是为利而相互算计、相互倾轧。比如韩非子说，哪怕是父母与子女之间，也是利益关系，没有什么亲情。所以法家重视用法令赏罚去约束和规范民众，让人成为君主统一天下的工具。

韩非子指出，君主要掌握三种工具：法、术、势。法即公开的法令，术是不公开的权术，而势则是君主尊贵的地位。君主只有同时掌握了这三者，才能统御臣民。所以法家的统治术主要是三点：首先，塑造君主的绝对权威，把权力集中于君主之手；其次，颁布法令，奖赏那些君主鼓励的行为，惩罚那些君主反对的行为，就能让百姓服服帖帖的听君主的话；最后，君主还得学习帝王心术，用种种权术手段来调教大臣们，比如在两派之间居中制衡，拉一派打一派等等。

大家可以看到，法家的方法是效率很高的，他们利用里人心的弱点，即趋利避害变成了忠心耿耿的奴仆，甚至是机器。这比只注重道德说教的儒家不知高到哪里去了。所以采纳了法家学说的秦国以虎狼之师席卷天下，扫灭六国，最终统一中国。

法家那一套确实有用，但是也有很大的问题。法家只用赏罚来规范百姓的行为，就抹杀了百姓的道德感，把百姓变成了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，即孔子所说的“民免而无耻”。百姓能因为利益而服从命令，就能因为利益而犯上作乱。而且法家强调君主的权威，又用法、术来捍卫君主的权威，这就给了君主以滥用权威的机会。如果君主是有为的明君还好，如果君主是无道昏君，就会肆意奴役、压榨百姓，让百姓不堪重负，揭竿而起。其实，秦朝二世而亡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当年刘邦进入关中，受到了关中父老的欢迎，说明就算是秦国人也早已不堪忍受皇帝的剥削了。

所以后来的统治者们都学乖了，他们继承了法家的政治学说，这被称为“帝王之术”。但是他们又为法家的制度披上了一层儒家的外衣。一方面，统治者用改造过的儒家思想，如三纲五常，给百姓洗脑，让他们自觉维护君主统治，不愿犯上作乱。另一方面，君主又号称自己遵守着儒家的教诲，以仁爱治天下，勤政爱民。

回到题主的问题：历史真的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吗？当然不是。统治者们只是在表面上尊崇儒家，但实质运用的还是法家的统治之术。所以朱元璋见到最纯正的儒家思想——孟子的学说后，会大发雷霆，认为孟子鼓励百姓犯上作乱。因而朱元璋把孟子搬出了文庙，还命令大臣删去了《孟子》一书中批评君主的那些言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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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感战胜了理智，这世界是很难把握的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唯独人有情，面对的却是这沧凉如水的世界，我们糊涂，陶醉是必然的，能怪我们吗，不能，没有了我们，世界就不再有生气，也不再有真情，儒家是向死而生的绝唱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至情典范

其他网友回答：

历史最终既选择了儒家，又选择了法家。

所谓的儒家，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。以先秦时期为准，儒家就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。春秋末期，鲁国卿大夫下克上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方向，即所谓“礼崩乐坏”。

面对这种糟糕的状况，儒家选择的路径是修修补补，能回到西周建立之初那种“天子-诸侯-卿大夫-士-庶民”各安其位的社会图景，秩序井然，天下就可以重新太平。

但“中世竞于智谋，近世竞于力气”，春秋那种国际政治图景，从弭兵开始，相对的和平最终导致了核心区域最强的国家陷入内乱，于是晋国崩了，战国来临，大家开始拼谁的拳头大。

追求保守的儒家，在这一时间段，是不适应于时代的。

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，极高的战争动员效率。这一切酝酿于孔子的弟子子夏、子贡，他们的学生在魏国搞变法，李悝创制出军功爵制度的雏形，而后，这种新思想从晋国辐射四方，商鞅在魏国不得志，西行入秦，最终秦国成为了新制度的受益人。

站在秦王扫六合的时代，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图景。

周的制度已经崩溃，分封制度在普天之下已皆是王土的背景下不具有现实意义；周的五等人制度，已经最终坍塌，诸侯没了，卿大夫也没了。

秦代表的是战国争霸中最具有效率的政体，追求彻底的文法吏政治、军功爵体系，严格整饬，彻底的集权与愚民。

秦的尝试就是“法家政治”的最高实践。但是历史证明，这种尝试完蛋了。秦帝国的政治体制像是一个大工厂，一切都以最高效为目的，百姓不需要有思想，会执行就够了。这是一切高度集权的政体都会有的倾向，君不见奥斯维辛集中营，连杀人都要求高效率，工业流水线化了么？

这么整是要完蛋的。于是戍卒叫，函谷举，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。

汉朝的历史实践，吸取了秦人的教训——人类社会并不是蚁巢，不可能存在没有思想的工蚁兵蚁，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为一个为所欲为的蚁后长期统辖一切。极端的高效（无论秦一样的组织术高效，还是近现代以来的科学至上），都是不能持久的。

人文思想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。汉代实际上的行政模式，依然是秦制，文法吏政治依旧保留下来了，但汉朝的皇帝聪明，在法家的基础上，披上了一层人文的外衣，这便是儒家。

此后，文法吏与儒生的竞争关系持续了很久，但最终的结果证明，单独用哪一个都会出现问题。纯用法家，是激起反抗的暴秦；纯用儒家，是理想主义妄图恢复周制的王莽。

用儒用法，不是哪个皇帝的个人好恶，而是历史实践的最终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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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种思想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计，哪种思想就会盛行。
而且历史并不是选择了儒家。

儒家思想一直在演变，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求是一方面。

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更适合外显是另外一方面。

对的，儒家思想更多的还是外在的，正所谓外儒内法。

统治阶级都是用法家的手段在治理国家，统治群众。

但是同时用儒家的思想去包装这个法规，用儒家的思想去约束群众。

诸子百家只有法家和儒家讲究个人与国家的行为规范。

所以在大部分时候都是以这两个为主。

但是在特定的时期也会有所变化，例如文景之治，选择的是黄老思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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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家，从来都是在体制之内，一直在历史当中，从未消失过，各朝各代都有详尽的律法，但为什么我们觉得法家精义不显？

其实，是因为我们连道德都不愿违反，怎么会去违犯法律呢？就如同浩如烟渺的法律条文，人人都自觉守法，谁有兴致去读？古代治国，一直是依法治国+法外开恩相结合。

儒家进入人们的视野，是它规范着每个人的道德要求，和每个人相关，特别刺眼的是三纲还有封建族法，更是把道德上升为家族"法律"，滥用私刑，这一点，在某些国家还存在。

法律和道德不可或缺，周朝礼制约束力若、秦法严苛是后世统治者有目共睹的，要想治理好，必须法、德并用，并非什么统治者的个人喜好、愚民政策等等。

谢谢邀请!

祝您愉快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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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并不是单单选择哪家，而是集各家之大成，择各家之优，摒各家之缺，以一家为主导，以数家为辅导的方式进行治国理政。这种“一家主导，各家辅导"的治国方式产生于何时?答案:西汉初期推行的“黄老之学”。以道家思想为主导，而兼容各家之长。

首先要明白西汉推行的“黄老学说”是什么?实质上，当时推行的“黄老学说”，是依托上古传说中的黄帝，而本于老子，它实质上以道家思想为核心，贯通融合先秦各家学说之长而成。道家核心思想是“无为”，顺应自然之道，认为“无为而无不为”。

也就是说，当时的“黄老之学”不能光理解为道家一家，而是理解为:以“黄老”为导，以各家为辅导而顺应于自然的“无为而无为”。在尽量不干预，不动兵、不动土木工程的大体下，理民治政。这便是西汉时期的“黄老”治国方式。

到了汉武帝时期，汉朝开始新一轮的改革，一改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“黄老”治国理政方式，实行“更化改制”，实行以儒家思想为“更化”主导，以法家思想为“改制"模式的全新治国治方式。“更化”部分着重于着于制定等级、秩序、礼义、服饰、正俗等，主要在于教化;而“改制"部分着于调整经济模式促进经济发展和改革军队，其主要在于富国强兵。概括起来就是:移风易俗以正民;富国强兵以强国。